枭雄与明君――论刘备形象

枭雄与明君――论刘备形象

　　刘备(161年-223年6月10日)，字玄德，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(今河北省涿州市)人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、政治家，史家又称他为先主。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枭雄与明君――论刘备形象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

　　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，是除诸葛亮、关羽、曹操之外，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，是作为理想的“明君” 形象来塑造的。然而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、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，甚至颇有非议。一些研究者认为，刘备形象是“苍白无力”的。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，是一个很有艺术价值的问题。

(一)明君枭雄，一人两面

　　历史上的刘备，作为与曹操、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，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，既有“明君”之誉，又有“枭雄”之称。

　　作为“明君”,刘备一生作为，基本符合古人对“明君”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：一是仁德爱民，有济世情怀;二是尊贤礼士，有知人之明。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。就“仁德爱民”而言，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，屡遭挫败，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;但他深知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的道理，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，与那些残民以逞、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，因此而争取到了人心。《三国志?蜀书?先主传》记刘备领平原相时，郡民刘平不服，派刺客去刺杀他，“客不忍刺，语之而去(《华阳国志?刘先主志》作”客服其德，告之而去“)。其得人心如此。”裴松之注引王沈《魏书》补充道：“是时人民饥馑，屯聚钞暴。备外御寇难，内丰财施，士之下者，必与同席而坐，同簋而食，无所简择。”因此“众多归焉”.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，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.建安十三年(208)秋，曹操南征荆州，适逢刘表病死，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。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，他却答道：“吾不忍也。”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，“(刘)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。比到当阳，众十余万，辎重数千辆，日行十余里”.有人劝他抛开百姓，速行保江陵，他却断然拒绝：“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!”在此安危之际，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，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。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：“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，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顾，则情感三军;恋赴义之士，则甘与同败。观其所以结物情者，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!其终济大业，不亦宜乎!”《资治通鉴》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，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，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。

　　就“尊贤礼士”而言，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。建安十二年(207)，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、年已四十七岁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，满怀诚意，三顾茅庐，恭请年仅二十七岁、无名无位、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，留下千古美谈。隆中对策时，诸葛亮称赞他“信义着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” (《三国志?蜀书?诸葛亮传》)，并非虚言。建安十九年(214)夺取益州之后，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，他兼容并包，唯才是举，“皆处之显任，尽其器能。有志之士，无不竞劝。”(《三国志?蜀书?先主传》)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，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，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，刘备却不计前嫌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，信任有加;刘备称汉中王，兼领益州牧，以黄权为治中从事;刘备称帝后，亲率大军伐吴，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，督江北诸军以防魏。刘备在夷陵惨败后，黄权无法退还蜀中，又不愿投降东吴，只得率兵降魏;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，刘备却说：“孤负黄权，权不负孤也。”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。对此，裴松之注《三国志?蜀书?黄权传》时由衷称赞道：“汉武用虚罔之言，灭李陵之家，刘主拒宪司所执，宥黄权之室，二主得失悬邈远矣。《诗》云‘乐只君子，保艾尔后',其刘主之谓也。”另一位名士，荆州零陵人刘巴，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：当曹操南征荆州时，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，刘巴却归顺了曹操;赤壁之战后，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，欲与刘备抗衡;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，这一图谋失败了，刘巴无法回去交差，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，刘巴却拒绝了，远远地跑到交趾，使“先主深以为恨”;后来，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，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，他又一再劝阻;直到刘备夺得益州，刘巴才表示归顺。而对这位刘巴，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：进攻成都时，他就号令军中道：“其有害巴者，诛及三族。”平定益州后，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(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，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);刘备称汉中王，以刘巴为尚书;法正去世后，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，负责处理日常政务(《三国志?蜀书?刘巴传》)。这些，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。特别是章武三年(223)四月他临终之时，殷殷托孤于诸葛亮，慨然嘱咐道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;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(《三国志?蜀书?诸葛亮传》)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，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。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，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;然而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?当然，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，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;但如此气度胸襟，仍罕有其匹。还是陈寿在《先主传》末的评价比较公允：“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贰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”

　　尊贤礼士的另一面，便是知人之明。用人之长，如重用诸葛亮、庞统、法正，当然是最好的“知人之明”,对此不必多论;而知人之短，也是了不起的“知人之明”.比如马谡，“才器过人，好论军计”,深受诸葛亮赏识;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!”《三国志?蜀书?马谡传》)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“攻心为上”的好主意，但他刚愎自用，丢失街亭，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，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。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，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，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，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，非明君不能为。在这方面，就连素有“知人善任”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①。

　　作为“枭雄”,史书记载也不少。所谓“枭雄”,意思是“骁悍雄杰的人物”.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，家境清寒，既没有曹操、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(曹操作为“赘阉遗丑”,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，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，既有权势，又家资巨富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)，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，几乎是白手起家，要想在天下大乱，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，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。事实上，“枭雄”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，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。例如：建安十三年(208)，刘表刚去世，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，便称刘备为“天下枭雄” (《三国志?吴书?鲁肃传》)。建安十四年(209)，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，周瑜曾上书孙权，亦称刘备为“枭雄”,主张将其扣留于吴(《三国志?吴书? ……此处隐藏4218个字……”,更多的是一种愿望，一面旗帜，甚至是一种姿态，一个口号，而实实在在的行动，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。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，他一生戎马倥偬，东奔西走：赤壁大战前，接连不断地征战，接二连三地挫败，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，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。赤壁大战后，建安十四年(209)始称荆州牧，拥有江南四郡，十六年(211)便领兵入蜀;建安十七年(212)借故进攻刘璋，经过两年征战，建安十九年(214)才平定益州，二十年(215)便与孙权争荆州，二十二年(217)又与曹操争夺汉中;建安二十四年(219)夏据有汉中，但不久便失去荆州，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;章武元年(221)四月才称帝，七月便率军伐吴，次年遭到惨败，再过一年病卒。可以说，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“仁德爱民”的主张。再进一步说，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，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，其“爱民”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，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。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，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。

　　其二，众所周知，《三国演义》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。除此之外，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，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。至于刘备，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，却主要是承担“明君”的道义责任，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。这样的刘备形象，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“扁平”的感觉。

　　其三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，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，淡化其枭雄色彩，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，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，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，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。这样，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那样活灵活现，就难乎其难了。

　　应该说，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，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，结果欲益反损，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。

　　不过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，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，已属难能可贵。只要把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与三国戏、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刘备加以比较，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。

　　批评之二，“长厚似伪”③。持此看法者不少，影响也很大，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?

　　其一，目的与手段、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，使刘备难以避免“似伪”之举。作为一代英杰，在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之际，刘备要想兴复汉室，统一全国，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，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。既要夺取，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。试以取益州为例。早在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中，就制定了“跨有荆、益”,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④，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。而在占据荆州之后，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：

　　(庞)统曰：“荆州东有孙权，北有曹操，难以得志。益州户口百万，土广财富，可资大业。今幸张松、法正为内助，此天赐也。何必疑哉?”玄德曰：“今与吾水火相敌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宽;操以暴，吾以仁;操以谲，吾以忠：每与操相反，事乃可成。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，吾不忍也。”庞统笑曰：“主公之言，虽合天理，奈离乱之时，用兵争强，固非一道;若拘执常理，寸步不可行矣，宜从权变。且’兼弱攻昧‘、’逆取顺守‘,汤、武之道也。若事定之后，报之以义，封为大国，何负于信?今日不取，终被他人取耳。主公幸熟思焉。”玄德乃恍然曰：“金石之言，当铭肺腑。”⑤

　　事情很清楚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，不再进取;要么入主益州，取而代之。而如果益州被他人(例如曹操)所取，则将从西、北两个方向对荆州形成钳形攻势，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。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。当他率兵入蜀，初会刘璋时，庞统、法正劝他在宴席上杀掉刘璋，一举夺取益州;刘备拒绝道：“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”⑥此后一面敷衍刘璋，不去攻打张鲁;一面“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”.但他并未忘记夺取益州的目标，次年便以刘璋资助兵马粮草不足为借口，擒斩杨怀高沛，袭取涪城。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，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，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。“握手流涕曰：’非吾不行仁义，奈势不得已也!‘”(第65回)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。为了争取人心，他们可以爱民，可以敬贤，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“长厚”.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，但如果一概斥为“诈伪”,就未免太偏激了。

　　其二，《演义》对刘备爱民的描写，确有过头失真之处。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，见百姓扶老携幼，哭声不绝，刘备不禁大恸，这是合乎情理的，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。但作品紧接着写他“欲投江而死，左右急救止。”这就太过头了，反而显得不真实。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，但夸张过分，却反而造成了“似伪”的不良效果。这是《演义》中的败笔之一。在中国小说史上，对理想人物过分美化，结果欲益反损，弄巧成拙的教训，这算是较早的一例。

　　其三，《演义》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，“玄德接过，掷之于地曰：’为汝这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!‘”后人对此时有讥刺，民间甚至有“刘备摔阿斗――收买人心”的俗语，似乎这也是诈伪。诚然，在常态下，政治人物都把自己的儿子视为心肝宝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在兵微将寡之时，生死未卜之际，在兵败如山倒的危急关头，在古代那些以争夺天下为最高目标的政治人物心目中，关乎事业成败的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。《三国志?蜀书?先主传》明确记载，在遭受当阳之败时，“先主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”.《演义》的描写，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。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，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;何况《演义》写的是刘备激动时冲口而出之言，从中可见对赵云的感激和抚慰，而非真要抛弃阿斗。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。

　　其四，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，《演义》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，写得颇为动情。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，这里不再赘述。如果把这视为“诈伪”,不仅没有历史依据，而且没有小说情节的依据，也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。这样不仅无端地贬低了刘备，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，我认为是不应该的。

　　此外，有的研究者一味指责刘备狡猾、奸诈，似乎刘备比曹操更虚伪，更不可取。尽管有的文章写得有激情，有文采，却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，而与作品的整体描写脱节，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则差距更大。

　　总之，“疑似之迹，不可不察。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，其言行确有诈伪和“似伪”之处;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，其“长厚”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，是其形象的基调，“不是伪”.

　　结论是：综观中国小说史，在众多的国君形象，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。因此，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，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、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。